大家好！我叫蒋学杰，来自莒县农业农村局，是一位从事农技推广工作31年的高级农艺师。今天，很高兴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家风故事。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横山母亲崔立芬》。

　　从小到大，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个人，就是我的母亲，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主人公：崔立芬。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是我自童年有记忆起，母亲就常常念叨的一句话，也是我家始终不变的家风家训。

　　我的老家就在莒县横山抗日革命根据地前横山村，是沂蒙革命老区之一。这里山峰险峻、群山相连，当年罗荣桓、徐向前、谷牧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利用这一有利地势，率领八路军,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建立了著名的横山抗日革命根据地，被誉为“鲁东南小延安”。

　　在抗日战争中，根据地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伟大女性，她们被誉为“沂蒙红嫂”。我的母亲崔立芬，便是其中的一员。

　　1924年，母亲生于一个贫苦家庭。抗战爆发后，少年的她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对中国人的桩桩罪行，也看到了共产党、八路军为民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壮举，对我们党和八路军怀有深厚的感情。

　　1941年后，日军对莒县境内的横山抗日革命根据地多次进行铁壁合围式的疯狂扫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许多共产党员、八路军和老百性惨遭杀害。根据地党组织和八路军面对严峻形势，开展了以“前横山、后横山、一溜崮西青山前”为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战争，战争异常激烈和艰苦。

　　据不完全统计，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横山西边的“蟠龙山烈士陵园”共安葬共产党员、八路军就有300多人。

　　为支持抗战，前横山村成立妇女救国会。作为村妇救会员的母亲与村妇救会长的奶奶杜怀兰一起发动妇女，抗战支前。

　　前横山是根据地大村，缝军衣、做军鞋的任务很重。军衣一次就缝几百件，军鞋一次就做上百双。由于前横山村大人多，母亲与奶奶把妇救会分成多个小组。把领来的布料发给小组长，再分到户。

　　不是每个妇救会员都会缝军衣、做军鞋。听邻居婶子讲，为教会每个人，奶奶和母亲以妇救会小组为单位，把组内的成员集中在一起制作，不会做的妇女跟着会做的人学，母亲更是手把手地教她们。很快，大家就都学会了。每次组织分配前横山缝军衣、做军鞋的任务，她们都是高质量按时完成。

　　母亲做军鞋、缝军衣的手艺，在本村是出了名的好。

　　一天下午，莒县妇委会书记、共产党员王涛找到母亲和奶奶，交给她们一项特殊的任务：请她俩做一双精致的布鞋，第二天晚上来取。母亲猜想，这不是一双普通的军鞋，忙碌了大半天的她，马上开始着手制作。吃过晚饭，又点上油灯，与奶奶一起，纳鞋底、做鞋面、上鞋帮，飞针走线，一夜未停。第二天清晨，一双精美的布鞋终于做成。后来才知道，这双鞋是送给115师罗荣桓政委的。

　　根据地八路军吃的地瓜干煎饼都是妇救会烙的。每次领来任务，奶奶和母亲就把任务分到各户。为按时完成任务，母亲在凌晨鸡叫头遍就叫醒家人起床推磨，把瓜干磨成糊糊，自己烧火烙煎饼。为赶进度，她一人支起两盘鏊子，不顾烟熏火燎，尽量赶在我们醒之前把煎饼烙完。

　　据母亲回忆，从1941年到1944年三年间，她们妇救会为部队烙煎饼20万斤，缝军衣两千件，做军鞋1000余双。

　　1943年，母亲生下了我的姐姐媛媛，听父亲说，姐姐长的白净秀气，非常可爱，一家人都把她视为掌上明珠。姐姐的到来，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无限的快乐。

　　一天，女共产党员王涛抱着饿得嗷嗷直哭的儿子小孟林来到家里，母亲马上用自己的乳汁为孩子喂奶。当她问清孩子的母亲王涛因打游击，经常露宿山头、忍饥受冻，没有奶水喂养出生不久的孩子时，母亲毫不犹豫，当即要求把孩子交给自己抚养。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战乱年代，根据地也隐藏着很多汉奸和叛徒，只要有人向日本鬼子出卖母亲抚养共产党的后代，全家就会马上遭遇杀身之祸。可母亲顾不上这些，为养育共产党的孩子，她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在横山，老百姓耕种的土地土层很薄，贫瘠的山地上，收不到多少粮食。母亲靠吃地瓜干掺着磨碎的地瓜秧和花生壳度日，常常填不饱肚子，家中的细粮全部喂养了姐姐媛媛。

　　小孟林刚送来时，脸色蜡黄，瘦弱多病，我的姐姐媛媛面带红润，活泼健壮。母亲决心把孟林喂养好，可她自己的奶水和细粮喂不饱两个孩子，只好先喂饱小孟林，姐姐常常只能吃到半饱。从此，小孟林瘦弱的小身体渐渐强壮起来，脸色也好看多了，姐姐却因营养不良而渐渐消瘦。直到有一天，姐姐停止了哭声，母亲把她抱在怀里，小心地喂奶，泣不成声地哭喊：“孩子，再吃一口吧！”，可是姐姐那美丽的小嘴再也没有张开。母亲悲痛欲绝，但想到红色后代需要养育，她又坚强地撑了下来。

　　从此，她把全部的爱倾注到小孟林身上。家中的小米吃完了，她就迈动裹着的小脚，翻过东岭、双北山、穆家山口，穿越沟深路窄的龙潭谷，再跨过五龙山，步行20里山路，到陡山村娘家要一点米面，回家喂孩子。

　　前横山村是抗日游击区，日伪军经常来扫荡。据母亲回忆，抚养小孟林期间，共躲鬼子8次，其中夜间4次，白天4次。每次扫荡，她就抱着小孟林，迈动裹着的小脚跑到大胡岭山后边的山沟里躲藏，一路上不知摔倒多少次，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保护好小孟林。

　　在一个漆黑的深夜，母亲听到有人喊：“鬼子来了！”，她就抱起小孟林奔向大胡岭山后的山沟。可她哪里知道，鬼子早已占领了大胡岭山，并向他们开枪，她只好改变方向，跟随人们向东山奔跑。

　　枪声越来越近，小孟林又哭个不停，有人劝母亲：“你抱的孩子哭声能听老远，引来了鬼子大家都跟着完蛋。再说，又不是你的孩子，为了活命，赶快扔了吧！”。

　　又有人对母亲说：“你要想跟着我们跑，就必须扔掉这孩子；要抱着孩子，就必须离开我们。”

　　离开人群，就意味着被野狼攻击甚至被野狼吃掉；跟上人群，孩子怎么办？母亲说，那时她心里矛盾极了。求生的本能，让她试图把孩子放进附近的山洞，藏起来，想跟上人群，可她转眼又一想，不行！把孩子藏在山洞，不被鬼子杀掉，也会被野狼吃掉！养护孩子是党的信任，也是自己的责任，就是死也要和孩子死在一块儿。

　　野狼的嚎叫声此起彼伏，令人胆颤心惊，母亲抱起孩子，手中紧握石块，随时准备和来袭的野狼拼命！幸好，这次没有被鬼子追上，也没有被野狼吃掉。后来，母亲常常对我们几个孩子感叹道：“日本鬼子比野狼还可怕啊！”

　　由于母亲和家人的悉心照料，小孟林健壮成长。1947年中秋节，是亲人团圆的节日，也成为小孟林和母亲告别的时刻。这天，小孟林的亲生父母通过组织派人来接孩子，可小孟林怎么也不走，他抱紧母亲的大腿哭喊：“娘呀！你怎么不要我了？哪里我也不去啊！”母亲说，她的心都要碎了，眼看自己用乳汁养大的孩子就要走了，她怎么能舍得呢？可又怎么能，不让孩子找他亲爹妈啊！母亲连忙为小孟林换上新衣服，烙上他最爱吃的小米煎饼，煮上家里仅有的两个鸡蛋。

　　临走的时候，她迈动裹着的小脚、哭着把小孟林送出了40多里的山路，到达日照县响水河村。在日照县响水河村，她试图把小孟林交给接孩子的人，但小孟林死死地抱住她怎么也撕不开，伴随着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在场的人无不心碎。

　　无奈，母亲紧紧地把小孟林抱在怀里，等他入睡后，再悄悄交给接孩子的人，自己依依不舍地踏上归途……

　　多少个日日夜夜，母亲含着眼泪、望穿双眼想念着小孟林；又有多少个日日夜夜，小孟林哭喊着找横山的“娘”。小孟林长大后，在国家化工部工作，始终不忘横山母亲，不忘养育之恩，至今仍惦念着生活在横山的白发亲娘。

　　都说母爱是伟大的，哪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哪个母亲不想把自己的孩子拉扯成人，但在那个艰苦的岁月，母亲忍痛放弃了自己的孩子，也要保证共产党的骨肉健康成长。让人心痛之余，亦感悲壮。

　　有人问母亲，你为什么对别人的孩子那么好，她说：“这是共产党的孩子，也是俺的心头肉。”

　　母亲的事迹，先后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凤凰卫视等媒体进行了报道，但年过九旬的母亲说：“我做得不算什么，当年沂蒙红嫂王换于在家里创办战时托儿所，先后抚养了几十个革命后代，那才了不起！”

　　在我眼中，母亲崔立芬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但又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女性，在她心里，一直关注着国家大事，惦念着祖国的发展和人民的安宁。尽管她已97岁高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是她每天必看的内容，只要从新闻里听到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有什么好事，人民幸福，她就会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她看到习近平、李克强等国家领导人的身影，就特别兴奋，听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就特别激动，时刻关心着咱们党的事业、关心着国家的昌盛繁荣。

　　尽管母亲生活清贫，但她很满足。她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过不上好日子！”。

　　这是一位横山母亲的肺腑之言。母亲还动员家人参加革命队伍、加入党组织。她亲自把我的两个哥哥和一个侄儿送到人民军队保卫祖国。我们兄弟三人，加上一个侄儿和侄女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她经常教育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党领导下的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来之不易。我们要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一句句话语里，是她对党最深沉的爱。

　　听家里的姑姑婶婶们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母亲还动员父亲蒋瑞余积极抗战支前。父亲先后参加了莒城战役、孟良崮战役、临朐战役、淮海战役。

　　父亲蒋瑞余是一个有修养、有品行的农民。他上过几天私塾，看过中国历史。他常说：清政府因腐败而亡，国民政府因腐败而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清正廉洁而兴。他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小时候，我们生产队种了一片梢瓜，让父亲看管。那时我家里穷，没有钱买梢瓜吃，我多么想能吃上梢瓜呀。于是我天天盼着梢瓜长大、成熟。终于有一天生产队的梢瓜开始采摘了。我想：父亲是看管瓜的人，带回家几个瓜不难，我多么希望能吃上一个啊。我一天天盼着，但一天天落空，父亲没有带回家一个瓜。无奈，我只好跑到瓜地边，双眼紧盯着那个最大的瓜默默等待。父亲看到了我，表情严肃地问我：“你来做什么？”，我无言以对，灰溜溜地走了。晚上父亲回家了。吃过晚饭，他说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们国家好比大堤，占公家的便宜就是蚁穴，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家人都表示赞同。从此，我再也没有占公家便宜的念想。

　　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父亲担任生产队会计，他公心做人、公心处事。担任会计二十多年间，他从未出现过一笔错账，从来没有接受过一次礼物，从来没有为家人、为亲戚谋取过一次私利。我们村的耕地有好地，也有贫瘠的旱薄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期间，生产队靠抓阄分地，写阄的人偷偷告诉父亲，“左边阄上写的是好地”。到抓阄时，父亲没有选择好地，而是把好地让给了别人……

　　由于父亲公心处事、廉洁为人，受到本村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父亲就是这样有一个不谋私利、廉洁自律的人。在父母的影响下，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就对党、对清廉与自律有了深刻地认识。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行，父母的言传身教，为我树立了榜样。

　　1983年，我考入了山东农业大学，成为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山东省郯南农校工作。为服务基层，献身农业，我毅然调回到莒县农业局。1997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响应党中央东西扶贫协作的号召，早日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我抱定“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和“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无私奉献”的家风理念，于2019和2020年先后两次参加日照市援建重庆市黔江区的鲁渝农业扶贫协作工作队，开展技术援建，投身我国西部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事业。

　　参加工作34年来，我始终致力于现代农业发展。获科学成果奖18项、授权国家专利12项；在国家级刊物发表论文69篇，其中中文核心期刊6篇；合作共建科技研发平台8个。先后获“鲁渝扶贫协作先进个人”“农业扶贫工作先进个人”“山东省农村发展带头人培训班优秀组织者”、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先进个人”、农业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专题论文优秀奖，以及“莒州之星”称号，并被选派为“山东省科技特派员”。

　　受家风的熏陶，孩子蒋琪琪从小立志多学知识，报效党、报效祖国。她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现在也一直在申请入党，希望能够早日加入党组织，继续续写祖辈与党的缘分。

　　母亲崔立芬和父亲蒋瑞余的良好家教家风，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几代人。

　　他们告诉我们：要爱党爱国，无私奉献；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清正廉洁，克己奉公，公心处事；要为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这就是我家的家风故事，自始至终，与党有着不解之缘。(日照清风)